一个变性美女的自白

我的女孩梦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想要做个女人,有些人想变性是因为环境的影响,但于我而言,外界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。我的家庭环境一直不错,父母也很开明,在变性之前,我没有碰到过什么挫折和伤害,我很喜欢读书,学习成绩也不差,但也许这辈子我就该是个女人,只是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,赋予了我一副男性的生理特征。
记得到12岁时,我的这种心理更加明显地凸现了出来:我不愿和男孩子在一起,每当有帅气的男孩子在身边时,我总是感到莫名的慌乱;而看到清纯的女孩子时,心里就会萌生出羡慕之情。
那个时候,我一直在想,要是有一天一觉醒来自己变成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少女该有多好啊,哪怕将自己变成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,我也心甘情愿。
16岁的那年,我发现自己长出了胡须,天哪,那真是触目惊心。而更糟的还在后头。一天夜里醒来,我发现内裤湿漉漉的。而那时,我所在的学校只顾升学率,连生理卫生课都免了。父母面对我的惊慌也只是报之一笑。而我却感到莫大的悲愤,做女孩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了,对自己的男性特征越来越厌恶。
就在这时,我突然看到一则新闻:一名美国大兵通过手术变性成了女人。我又惊又喜,没想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手术能够改变人的性别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便开始去收集有关资料和联系医院。但这方面的资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难以寻觅,而跑医院的结果更让我大失所望。
就在我重新陷入绝望的边缘时,某大医院的一名保安告诉我,他们医院做过此类手术。我立即赶了过去,可医生的回答让我跌入了更深的失望之中。原来,那位患者是两性畸形,小时候性征是男性,发育后是女性,这才通过手术恢复女儿身。
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说:“你跟她不一样,你是个十足的男性。”
“可我的脑子是女性的,我的思维也是女性的。”我大声地为自己辩护。
但医生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要求。
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出医院的,只觉得天旋地转,幻想中的裙子和飘逸的长发都成了泡影。
出家与相亲
高中毕业后,我在家乡的一个工厂上班。渐渐地,我觉得尘世于自己已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了,于是一个念头在脑中形成了:出家。
一盏清灯,几卷经书,潜心修炼做一个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,等到来世,也许可以转世投胎做一个貌若天仙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名媛,享受世上优秀男儿的宠爱。
一个细雨朦胧的春天,我孤身一人,来到了金山寺这座古老的寺庙。
走进佛堂,这时,我见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和尚,唇红齿白,双目如两泓清泉,真是美极了,我的心不由得怦怦直跳。
在学生时代,我学习很努力,也喜欢读书,也有事业心,更想和一个爱我的男孩结婚生子,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,我就这样告别凡尘吗?我想了很多,在佛堂里伫立了许久。原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死了,可是那个小和尚让我明白,我的“凡心”未去,做不了“四大皆空”的出家人。
回到家后,我痛苦依旧。总是想着那个变成女人的美国大兵,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幸运呢?
1990年,全国首例变性手术在上海诞生了。秦惠英,某名牌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,从男性变成了女性。那篇长长的报道让我激动不已。我想,我并不是孤立的,而毫不相识的他比我更勇敢。
父母似乎明白了我的企图,时时看着我,同时四处为我物色女朋友。而我一听就很“感冒”,总是断然地拒绝。
一天,单位里的一位大姐把她妹妹介绍给我。有时候,我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变成女人的想法而且如此坚决。也许是我的思想有问题,也许我可以尝试去做个男人,如果成功了也可以解除自己的痛苦和父母的烦恼。就这样,我认识了小丽,一个清纯而善解人意的姑娘。同她在一起我可以说上一大堆的开心话,但就是说不上一句“情话”,也无法做到像其他恋人那样手拉手。没过多久,我终于痛下决心,和小丽“分手”了。
变性之旅
我变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
有一天,我小心翼翼地对父母提出要做变性手术。一向和蔼的父亲也发起火来:“我前世欠了你什么?一会儿要出家,一会儿独身,现在又要去做什么变性,我看你是要翻天。”
母亲拉着我的手哭道:“儿子,你真的要让妈操碎心?”
一瞬间,我觉得自己真是愧对生养我的父母,觉得自己是个罪人。
以后的日子我似乎安稳了许多,而正当父母欣慰于我的“转变”时,我却开始偷偷地服用乙烯雌芬。这药物果然效果良好,仅仅三天,我的面部就柔和起来。过了几个星期,皮肤白皙起来,胡须也消失了,觉得自己看人的眼神也像少女般柔和了。而此刻,我还发现自己的胸部也长出了一块软组织,还时常隐隐作痛。我感到自己是个女孩儿了,便偷偷地买了文胸每晚戴着睡觉。
但这一切并不能满足我的需求。1991年的一天,我瞒着父母,以女孩的身份住进了镇江的一家医院,我要为自己造一对丰满的胸。
一切准备就绪了。我的身体被固定在手术台上。助理医生刘医生手脚麻利地在我的胸部喷消毒水,或许刘医生太麻利了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她就一手提起了我的裤腰,将药水洒了下去。我大叫了一声,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。
刘医生望着我的下身,提着药水的手顿时僵在那里,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主刀医生邹医生脸色苍白,一边安慰我一边叮嘱其他人:“此事到此为止,不得外传。”
但是,“不得外传”的消息还是传开了。
随后几天,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,连去洗手间也有一群人跟着我,我觉得自己成了动物园的大猩猩,真恨不得从地上找条缝钻进去躲起来。
1991年冬天,在上海徘徊了一个多月后,我决定去广州。我想,广州是个很开放的城市,或许在那里我能够“梦想成真”。
也许因为心力憔悴,坐上火车没多久,我便感到头晕脑涨,直吐黄水,最后不省人事了。好心的列车长吩咐乘务员将票款退给了我,安排我在杭州下车去治疗。
就这样,我来到了杭州。这座美丽的城市接纳了我,却也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心灵创痛。
在杭州落脚后,我四处打听有没有医院能够做变性手术。在杭州整形界的专家付沛养老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下,我费尽周折,终于躺在了杭州整形医院的手术台上。
1992年2月27日,那是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,一个给我带来无限幸福、又在后来带给我无限痛苦的日子。在那一天,医生为我进行了变性手术。
从手术台上下来,我像获得了新生般的激动与兴奋。终于“纠正了上帝的错误”、“恢复”女儿身了。从镜子里,我看到了自己容光焕发的新形象。我想,手术痊愈之后,我就可以大胆地去追求我爱的人和接受爱我的人了。
但后来的变故使得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。
1992年4月2日,我出院之后,回到家里休养。不久后,当我来到家乡的一家医院检查时,医生告诉我,我的阴道已经萎缩,阴道口生成了一圈硬硬的肉环,这意味着我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了。我听后,如同晴天霹雳,想到自己空有一副女性的外表,想到未来的路,想到为手术所付出的惨痛代价,我几乎要绝望了。
1992年12月4日,在原来的医院,我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。医生,还是原来的医生。
而手术仍没有改变原来的状态,我彻底地断绝了再去做手术的心思。
遥远的爱情
虽然我是个易性病患者,但我没有放弃过爱的理想。在变性之前,作为具有女性思维的男孩,我是无法爱上女孩子的。而我的白马王子又在哪里呢?从青春期到现在,我爱过,也被人爱过,但终究,爱情始终离我很远、很远。
初三时,我转学到长江边的金山中学。就在那里,我认识了阿伟。
阿伟是我的同桌,不知不觉中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恋阿伟,除了学习,我什么都听阿伟指挥。他常常骑车带我去长江边听轮船的鸣笛声,去水中游泳,去小溪里抓鱼摸虾。那些日子,成了我一生中最甜蜜的回忆。
那时我暗暗发誓:我一定要嫁给阿伟,要和他生一个跟阿伟一样帅的儿子。但我的外表是男性,我只能把爱埋在心底。如果我向他表白,他不认为我变态才怪呢。
后来,阿伟大学毕业了,与他父亲单位领导的女儿成了亲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,再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孤独无助。
在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后,我终于又回到了“无爱”的生活中了。虽然不再“为情所困”,但所面对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原来的光彩和活力。上班、下班,我机械地在家和工厂间行走、生活,无悲无喜,无欲无求。
在做了变性手术后,我身后也有不少追求者,也爱上过一些男孩子。但他们那时都不知情。每当我把真相告诉他们后,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我知道,真正的爱情是精神与肉体的融合,而我,只能给予他们精神之爱,有谁愿意一辈子过没有性爱的生活呢?所以,我并不怪他们。
在上海时,我曾在一家舞厅跳舞时认识了上海某剧团的小生演员阿伦。那时正是我最美丽的时候,在阿伦火热般的追求下,我也犹豫过,也想告诉他实情,但终究,我选择了逃避。
后来,在做第二次手术前,我已是囊空如洗,连动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。这时,我想到了阿伦。
顶着凛冽的寒风,我又来到了上海。阿伦的电话打通了,但复杂的心情使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此时的阿伦已下海经商,腰缠百万,还会理会我这个流浪的“女子”吗?但阿伦听出是我,立马就赶了过来。
当晚,我把一切向他和盘托出。阿伦听了目瞪口呆,怎么也不敢相信他曾经钟情的女孩原来是个男儿身。第二天,阿伦塞给我一笔可观的钱送我上了开往杭州的车。望着阿伦远去的背影,我发觉自己竟然“爱”上了他。
我知道,变性人是不能生孩子的,但那时想,结婚之后,我可以领养一个孩子,好好地教育他,但现在想来,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,虽然现在唱歌演出收入还不错,但年纪一天天大起来,我还能唱几年呢?
打工谋生
第二次手术失败后,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进手术室,也不敢回家,于是我决定留在杭州,把自己隐藏起来,舔平伤口,希望能忘掉所有的旧痛。
在很长的日子里,没有人怀疑我的性别,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,我只是默默地打工,服务员、营业员、公关小姐……我的职业角色不断地变换着,但在内心深处,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变性人。在闲暇时,我会看看书,唱唱歌,也会读读有关变性的报道,但那一切已离我很远,我惟有送上真诚的祝福。
后来,我想,这样打工也不是个办法,漂泊已久,我多么希望能过上安稳的生活,自己开个迪厅,或者旅馆之类的,但做服务员的收入太低了,虽然比起其他变性人,我是很自信、乐观的,但随着年龄的增大,我内心的恐慌越来越强烈,感到未来是那样地渺茫。所以,我决定去唱歌。在做手术住院的时候,我就经常唱歌给病友们听,他们都夸我唱得好呢。但文化部门是不允许变性人从事娱乐行业的,我只好偷偷地演出。很多次,我差点被公安部门抓走。去年“严打”时,我在金华演出,刚从舞台上下来,经纪人就匆匆地把我拉到一旁,说公安局和文化局的人已经到了楼下,守在一楼的电梯口。我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,幸好经纪人沉着冷静,带我从楼梯走下去,通过二楼的窗户逃走了。唉,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准我们演出,因为在人们的眼中,变性人演出和跳“艳舞”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也承认,我之所以能够被请去演出,当然与我的身份有关。但我们这样的人,不这样做,又有什么出路呢?在这个社会,变性人只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部落,一个被人遗忘的部落,所碰到的目光,也是从有色眼镜里放射出来的。
相对而言,年轻人对我还是很欢迎的。在演出中,也有不少美好的经历。今年4月1日晚,我到浙江世界贸易中心内的一个迪厅里演出。主题是“白雪公主要出嫁”。我呢,最后一个出场,扮演“白雪公主”。这是个反串角色,也就是说通常由男的扮演女的。当初,主办者并不知道我的身份,以为我是个男的。到上台前才知道我是个变性人,他们有点害怕和担心,说另外找人算了。我向他们保证会没事的。因为我相信自己,当然,还与那较高的报酬有关。我上台后,很快就激起了观众的情绪。表演完之后,我播出了自己的关于变性的录像。观众看了录像后,都惊呆了。原来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纯粹的反串角色,是个男的。过了好久,不知谁喊了一声:“欢迎你加入女性世界!”紧接着,全场都热烈起来,大声叫喊着我的名字。那一刻,我真是激动啊。
状告整形医院
原来以为我这一生就会这样默默无闻地度过,然而命运似乎不愿意我从此销声匿迹,手术七年后,我站到了舆论面前。
1999年的一天,我在报上发现一则消息:一位来自湖北的小伙子明天将要在杭州某医院做变性手术。这则消息深深地撼动了我沉默已久的心弦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与我同工同曲的灵魂。
也许同是天涯边缘人,我和他一见如故,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,也通过他认识了一些新闻界的朋友。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,我决定突破内心的樊篱,将自己的过去告诉人们。我还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:状告当年为我做变性手术的医院。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得知我的遭遇后,委托姚燕倩律师为我打这场官司。
2001年3月29日,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,但没有当庭判决。
我打这场官司的目的,既是为了给自己讨一个说法,得到赔偿,也希望通过这个案子来引起社会对变性人的关注。据我所知,变性人与为其做变性手术的医院之间的纠纷并不少见,但诉诸法庭、对簿公堂的事对我还是头一回。我收到了不少易性病患者的来信和电话。前不久,有关部门也着手起草制定有关变性手术的条例。看到这一切,我感到无比欣慰,信心也与日倍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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